报载台湾著名科学家吴大猷近年指出：古代中国赢过西方的是技术，不是科学。他认为：中国的科技发展在过去是优于西方的，但是大家陶醉于这些成就的同时，却忽略了这些领先都只是技术而已，中国长久以来就缺乏科学思想的扎根与探求（见铁砚文，载1996年8年25日《科技文摘报》）。
李约瑟提出：既然能有这么多早期科学技术成就，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呢？据查：“科学技术”一词，李约瑟英文原文为scienceandcivilisation（见李约瑟为1992年王国忠著《李约瑟与中国》作的序，与曾任李约瑟秘书的徐迓亭的译文。直译“科学与文明”）。田松先生为了论证“不存在中国古代科学曾经领先”，竟然臆断：李约瑟问题之所以出现，是由于“中国学者的转述”，抛不开“面子问题”，将“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”。声称：“在讨论李约瑟问题时，不能认为它们就是science，否则就有偷换概念之嫌”（见本报1998年6月10日11版）。近年报刊附和吴论者连篇累牍，而辩难者寥寥。作者略作商榷，以期于青年一代兼听则明或有小补。
让我们看看基本事实：首先，中国古代数以百计的超前西方的科技发明，多数还是李约瑟等国际友人发掘出来，并证明于世的。“中国人自己也和西方人一样不了解这一事实”；第二，当今相当多的中国科学技术人员，特别是青年一代，自幼深受科学技术“欧洲中心论”的教育，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知之不多，甚至很不了解。当务之急是亟待提高认识，树立民族自信心的问题，而不是“大家陶醉”于祖先的成就的问题；第三，是否应将“科学”界定为16～17世纪伽利略、牛顿等为代表的，以“科学实验”加“数学分析”为特点的近代科学？这是回答中国有无科学思想的一个关键问题。
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（1974年版，1985年中文版）写道：“科学思想是环境（包括技术、应用、政治、宗教等）的产物，研究不同时代的科学思想，应避免从现代的观点出发，而需力求确切地以当时的概念体系为背景”。
看来，吴大猷先生所谓“过去中国所超过西方世界的，其实只是技术”，“缺乏科学思想的认识”，其问题似在于从近代科学观点出发，而没有“力求确切地以当时的概念体系为背景”。那么，古代科学有什么基本特点呢？“无论是古希腊的或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体系，都没有脱离经验性或描述性的科学形态的总特点，只是后者比前者高过一筹”（见杜石然等著《中国科学技术史稿》，1985年）。在近代历史之前，很少有什么不同于哲学家传统，又不同于工匠传统的科学传统可言。“科学家”（Scientist）一词是在1833年才出现的。在此之前，哥白尼、伽利略、牛顿等都自称也被称为自然哲学家。注重实验，提出实验归纳方法论的培根，只“做了很少的实验”，最后一次实验，不过是“雪能防腐”而已（见吴国盛著《科学的历程》，1995年）。如果说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，那么，16～17世纪以前西欧是否也没有科学呢？那么科学将成为无本之木、无源之水，突然发生的了，恐怕这样看是不妥的。如果以为中国古代医学阴阳五行理论不是科学思想，那么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创立的体液理论应当怎样看呢？总之，用今天的概念体系评价古代科学思想，是不会得出正确结论的。
钱学森说：“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，客观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的，人首先要认识客观世界，才能改造客观世界。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，认识世界的学问是科学，包括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等等”。“改造世界的学问是技术”（见钱学敏文“钱学森的科学观与方法论初探”，1995年）。如果说中国古代先民改造世界的学问在世界遥遥领先，而没有认识世界的学问，这是没有道理的。
让我们以坦普尔在李约瑟指导下提出的“中国古代的100个世界第一”为例加以考察（见坦普尔著《中国：发明与发现的国度》，1986年，1995年中文版），这些实例中的确有一部分在当时与实用技术无大关系，而是认识世界的知识，例如太阳黑子，彗星尾部的方向、圆周率π的精确值、雪花的六角形结构等。这就是说，从中国古代超过西方的科技实际加以分析，也不能得出“只是技术而已”或“其实只是技术”的结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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